建立自治能力，培养出维权意识、法治意识，才是最佳的‘自身权益保障’。

      4月14日，上海，来自兰州的山河救援志愿者服务队，驱车三天两夜，跋涉2300多公里，驰援上海。图为该服务队一名队员刚刚结束消杀工作。

　　每天工作10多个小时，整整一个月连轴转，4月12日下午2点，上海厚天卫生防疫救援队的志愿者曹进胜倒下了。

　　据上海厚天应急救援总队副队长丁硕徵回忆，曹进胜在离世前没有任何征兆，甚至没有人听见他在工作中抱怨过一句，54岁的他就这样永远地按下了生命的停止键。

　　曹进胜倒下后，一线的抗疫工作仍在继续，丁硕徵为队员们建立了“暂停保障”制度，强制队员分批休息，但很少有人能彻底放松下来。“消杀的需求太多了，根本忙不过来。”

　　据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公益慈善研究院副院长贾西津观察，此次上海疫情中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紧急情况下行动的封闭性，导致很多社会组织也很难直接触及受益人，人们身边志愿者的角色便凸显出来。

　　他们像这座城市的毛细血管一样，在公众吃饭、看病、孕妇生产甚至遛狗等方方面面的需求之中存在着，同时也承担着巨大的压力和辛劳。

　　在高强度的抗疫志愿工作中，应该如何保障志愿者的权益，让“社会的良心”得到更好的安顿？

　　保险的高危人士

　　作为上海唯一的民营市级社会化应急救援队伍，上海厚天应急救援队在此次疫情期间承担了部分抗疫任务，从3月11日开始便全面进入了应急备勤状态，执行防疫消杀、重点地区的应急保障、事故应急处置等工作。

　　经过一个多月的高强度工作，丁硕徵明显感受到了队员们“士气锐减”，之前不怕困难的那股劲儿少了。

　　“都在强撑着”，丁硕徵说，3月28日全面封控后，部分队员被困家中无法参与志愿消杀，人手少了许多，其他队员则以一种“大局为重”的奉献精神，不管消杀需求有多大，都硬扛下来。

3月29日，厚天应急救援总队执行完消杀任务后，丁硕徵在朋友圈写道，“迎着胜利的曙光，向总攻发起冲锋”。

　　消杀任务首先是个有风险的体力活。进行消杀时，很多老小区没有安装电梯，队员们就背着三四十斤重的药箱，气喘吁吁地爬到楼顶，再从上到下一级级走下来，由于药箱过重，队员们只好全程以鞠躬的姿势维持着。一趟下来，队员们的两层N95口罩往往会被哈气和汗水浸湿，湿了的口罩贴在长期戴口罩勒出的伤口上，瘙痒刺痛却又无法触碰。

　　这种劳累是很难轻易消除的，“你想啊，这样高强度的作业，中间就算偶尔停下来休息几天，也无法完全调整回来。”丁硕徵说，作为队长，他每天接上百个电话，几乎全天都在工作，有时就在车里眯上几个小时，醒来再接着工作。

　　曹进胜的突然倒下为其他队员敲响了生命安全的警钟，也唤醒了队员们的权益保障意识。丁硕徵坦言，这样的风险近期好多队员都意识到了，甚至他自己有时也会担忧，这么高强度的工作，万一哪天自己也倒下了怎么办？而目前，保障志愿者生命安全的保险制度还不健全，志愿者已成为了一份“高危”工作。

　　按照《志愿者保护条例》的要求，公益组织在开展志愿服务活动时，有义务为志愿者提供人身安全保险。目前上海志愿者网、志愿汇等平台，都对在上面注册的志愿者提供免费的保险，上海厚天应急救援队在上海志愿者网进行注册后，所有队员都自动获得了一份人身意外保险。但丁硕徵认为，对于应急救援这样高危的志愿者工作，仅仅只有基础保障还远远不够。在志愿汇，也有一部分需要付费的保险，但价格昂贵，且不能满足不同岗位志愿者的多样化需求。

　　上海厚天应急救援队是以军事化标准来要求队员的，统一的服装、队伍建设制度、出队模式等都仿照军队制式。例如在出队模式上，仿照香港特警飞虎队，不论队员是在休假还是在家，只要接到任务通知，须迅速从各地赶往任务点，换装后直接“冲锋陷阵”。这是让丁硕徵感到自豪的制度创新模式，他笑称厚天救援队“地球不爆炸，厚天不放假”。

3月27日，厚天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教导队在上海某社区执行防疫消杀任务。

　　然而，高要求之下，队员却没有高标准的保障。丁硕徵也想过为队员们提供更多的保障险种，却有心无力——厚天救援队的资金来源有限，保险费用又太过高昂。他曾经试图与保险公司沟通，却发现在高危志愿者保障方面的险种少之又少，即使有了适配的险种，在进行理赔认定时，也必须要以在志愿服务计时之中发生伤亡才能认定，且多数情况下，对方会以志愿服务是自愿行为为由拒绝赔偿，理赔困难重重。

　　对此，贾西津认为，志愿者并不是免费的劳力，不能要求他们凭奉献去为公众承担某些责任和义务。特别是应急救援志愿者还会有更高风险，对于日常志愿者的基本保险不能覆盖的范围，比如染病、过劳出现的健康状况等，也可以增添不同险种来覆盖，比如医疗保险、健康保险等。保险的机制可以是多样的，社会组织可以根据志愿者的具体工作内容提供更多元化的险种保障，涉及公共服务比如政府购买时，公共资源也应该做出相应的对志愿者的保障安排，当然志愿者自身也有必要加强保险意识。

　　“针对志愿服务组织尤其是中小志愿服务组织往往面临资金缺乏的困境，应同时建立社会专项捐助等市场补充机制，以及政策补贴、政府兜底的行政机制。”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许莲丽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指出，政府、企业以及其他社会力量可以通过志愿服务组织来为志愿者购买保险，由志愿服务组织统筹安排，合理规划，避免重复购买、浪费宝贵的社会资源。

4月15日，上海松江区洞泾镇一小区门口，志愿者和工作人员正在搬运防疫生活物资。

　　实际上，人身安全保险只是志愿服务组织应为志愿者提供的保障义务之一，北京市京师律师事务所社会责任总监谈晓芸认为，严格意义上，根据《慈善法》等法律规定，慈善组织还应主动将志愿活动的风险提前告知志愿者，与志愿者签署“志愿服务协议”，对志愿者进行实名信息登记等。而在此次疫情期间，慈善组织作为主体参与发起志愿者的非常少，自发的志愿者团队哪怕是做到合规就已经很难了，同时，志愿者本身的风险意识、权益保障意识也还不够。

　　一个数据可见一斑，目前志愿汇有超过9000万的注册用户，而领取保险服务的只有1500万用户，志愿者领取保险的意愿并不高。

　　保险的高危人士

　　上海疫情期间，并不是所有志愿者都在保险范围之列。

　　谈晓芸在封城的第一天就意识到，仅靠居委会和物业的力量，不足以精准地为每位居民提供全方位服务，于是她很快动员了楼内的10名居民，自发成立了志愿服务队。

　　作为一名法律工作者，同时也是深耕公益行业十多年的人士，她深知志愿者权益保障的重要性，希望能够被“收编”至居委会的志愿者行列，获得些许保障。她起草了一份关于组建临时志愿队伍的“申请书”，其中，明确说明工作内容包括配合居委会开展核酸检测服务、帮助发放物资、协助老年人配药以及提供遛狗服务等。每位志愿者都在上面签上了名字，并且附上了详细的身份信息备案。

2022年3月，上海杨浦区长海路街道社区志愿者在小区里参与抗疫工作。

　　虽然是自发组建，谈晓芸也讲究行动策略。前期，她动员志愿者对所在居民楼里的200多位住户进行了摸查，将每个住户的个人信息和需求统计下来，如果有需要用药的老年人，也会提前标注好药品种类、需购买的时间，提前作准备，同时也会联系老年人的子女，以应对很多老年人不会用手机难以及时联络的问题。

　　开始团购物资的时候，谈晓芸找不到货源，就找到“快递小哥”，让他只要去到仓库，能买到多少买多少。货源渠道稳定后，则提前统计好需求，抢先下单。就这样，自疫情蔓延以来，谈晓芸的居民楼从没有过一例病例，生活物资也从不匮乏，她所在的那栋楼成为了其它楼羡慕的对象。

　　能够为抗击疫情尽一份力，让谈晓芸感到价值感十足，但她同时也对这样一个“无组织、无纪律”的团体感到不安。她对《中国慈善家》说，像她这样完全自己承担全部风险的志愿者不在少数，很多“团长”、小商贩也都是自发组织起来的。

　　作为自发的民间志愿者团体，谈晓芸希望有关部门对像他们这样自发的志愿者能更包容开放，居委会也可以开放更多的职权给志愿者，互相配合，以形成一股更大的合力，同时，她希望自发的志愿者也能获得与“正规”志愿者相同的人身保险、专业培训等各项权益。

4月21日，上海浦东三栖应急救援志愿服务队队员在浦东新区长岛中学内进行消毒作业。

　　然而，从组建队伍开始就不断与居委会展开沟通的谈晓芸，截至目前仍未收获肯定答复。所有的防护服、面罩等几乎都是谈晓芸自己出钱购买，或者楼内居民自发支援的，在展开志愿服务之前，她也咨询了疾控中心专业人士，对这10名志愿者进行了简单的培训，但她仍然顾虑重重：自发的志愿者无法接受专业的志愿者培训，组织也相对来说比较混乱，且在法律意识、安全意识等方面仍旧欠缺。

那么这些保险范围之外的志愿者的权益该如何保障呢？贾西津指出，需要看到的是，志愿者的本质其实是基于需求相互帮助的自治组织，在功能上是有限的，不应该变为居委会职能的下级延伸，也不应试图包揽社区的工作，而是一个具有多元分工和广泛参与性的自治组织。

　　贾西津进一步说道，这样一个自治组织最终是要以社区自治力的形式展现出来，自治理念的共识达成、规则的建立、具体如何分工、风险如何规避等诸多问题都囊括其中，而自治力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此次封控中，外界的社会力量能够进入的较少，只能起辅助性作用，身边志愿精神的发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对于社区自治来讲，每个人都是志愿者，自我救助、互助，需要共同的参与和分工，没有人应该只是等待别人的救援。”

　　“更重要的是，如果大家能够通过疫情封控意识到社区自治本身的重要性，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建立起自治能力，培养出自己的权利意识、法治意识，这在任何时候都会是最佳的‘自身权益保障’。”

　　图片来源：IC、CNSPHOTO、受访者提供